女权的本质是人权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

本文经授权转载自 l 微信公众号“维舟的方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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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l 维舟

这些天来，一直有人跟我说，你写写丰县事件吧，那个生了八个孩子、被铁链锁在脏屋子里的女人太可怜了。

确实，这事看起来善恶分明，足以触发强烈的情绪共鸣，但也正因此，反倒很难找到什么角度可深入分析的，而我本能地觉得，这事的发生，应当有更深层次的逻辑。

时至今日，这一事件仍有不少疑点未澄清。1月28日，当地初步调查后的说明是：当事女性杨某侠1998年8月与董某民领证结婚，“不存在拐卖行为”；两天后的说法是：此女当初在丰县与山东鱼台县交界处流浪乞讨时，被董家收留。

昨天最新调查进展是：经查杨某侠婚姻登记申请资料中含有“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”字样，已调查确定其原名为小花梅，曾嫁到云南保山，1996年离婚后，被同村桑某某（女）带到江苏“治病”，后在江苏东海县“走失”。从警方公布的情况看，目前还无法认定她是否是被拐卖到董家的，但她的遭遇已足以唤起无数人的同情与恐惧。

围绕着这件事，其实可以激发许多相关讨论，但我发现，最能引起公众愤慨的两个话题，一是拐卖/虐待妇女，二是控诉农村的愚昧落后。这样，2007年上映的电影《盲山》在时隔十五年后，又一次获得极大关注，因为它正好集中体现了这两点，点燃了人们对这些社会问题的义愤。

电影《盲山》剧照

不幸的是，这样的关注视角也会很自然地有一个附带后果，因为它会让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：这样的惨事不大可能会落到我自己头上，并且是在一些“愚昧落后”的遥远角落里，是前现代的残余，只要尽力打击、开化，就能消灭这类现象。

也因此，很多人（老实说，包括我自己）第一反应是震惊：“这事竟然发生在江苏！”仿佛这样落后的现象“本应当”发生在更偏远的“盲山”才是，但“发达地区”至少是“安全”的。

我意识到这一点，是因为前些天偶然听到一对情侣的对话：

“你看了徐州那件事了吗？太难以置信了，那个女人真的太可怜了。”

“你放心，我不会那样对你的。”

“也该让你们男人尝尝被拐卖的滋味。”

“拐卖我干嘛？我又不能生孩子。”

这个男生无疑是以一种轻松调侃的态度对待这件事，对他来说，女友之所以关注，似乎只是出于对女性处境的共情，但在他看来，女友既不会陷入这样的境地，他自己更没有可能。这样，他人的悲惨遭遇，就此被消解为“吃饱了撑的”才会去关心的一个于己无关的八卦新闻。

丰县事件中，八个孩子的父亲董某民

即便是关心这些事务的人，有时语气中也未必包含对当事人应有的尊重。

曾听人说起一份对农村底层生活的报告，作者是少有的愿意书写这种真实面的一线社工，但在谈到那些贫困的光棍时却有这么一句话：“他们娶不起媳妇，只能捡媳妇。”这在无意中也渗透了那种意识：“女人”似乎是一个物件、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。

前些天，微博上有人谈到曾有女大学生被拐卖后囚禁17年，末了感叹她“这辈子毁了”——这话像是贞操观的变形，但她的人生怎么就毁了？虽然不免有心理创伤，但后半生不能有尊严地活着吗？

这次事件发生后，在媒体上普遍将这位受害女性称为“铁链女”、“8孩妈”、“丰县生育八孩母亲”等等，这种贴标签的方式固然也是方便指称的权宜之计，但无疑也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。

作家严歌苓也写了一篇《母亲啊，母亲》，痛心于“母亲”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象在现实中的遭遇，期望那些孩子至少能给生养自己的母亲基本的报答。

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位受害者最基本的身份既不是母亲，甚至也不是女性，而是人——不管她有没有生孩子，是男是女，看到她的处境，任何一个稍具同情心的人都会震惊：“这难道是人过的日子吗？”

电影《盲山》里，女大学生白春梅被拐卖后遭囚禁

丰县事件激起公众对拐卖女性、拐卖如何定罪、女性遭家暴和虐待等问题的关注，这本身当然很有价值，但真正的重点是：即便她不是被拐卖的，她也不应沦入这样的境地——铁链锁住脖子所侵犯的，并不只是某个个体、某个女性，而是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。

虽然此事很极端，但却决非偶然。我老家在上海远郊，很多老人在年迈后，被家人赶到楼房边的小屋子里，就在那又脏又破的小屋里。我曾听到一个老人的女儿当面呵斥：“看你屋里这么脏，脚都放不下，没事我真不想来。”但她也没想过，把老人接到自家的楼房里去，似乎觉得老母亲就该呆在这样的地方。

乡下还有一个女孩子，患了精神病后，就被长年关在柴草屋里。小时候听说有一家，儿子疯癫，发作起来会殴打家人，听说双脚也被拴了链子，关在隔壁小屋里，我当时不免震惊：“还拴链子？”村里人似乎觉得我大惊小怪：“不拴那不就跑掉了？”

后来看电影《朗读者》，里面有一个情节：汉娜在战时曾是集中营看守，在转移犹太人囚犯时，房子失火，但她却关上了大门，导致数十人烧死，战后在法庭上被质问为何关门时，她吃惊地说：“那不关门，犯人就都跑掉了啊！”

这与其说是“愚昧落后”，不如说是“恶的平庸性”——人们甚至谈不上“主动作恶”，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反思过，这么做有什么不对的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丰县事件中，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反映过这件事，那都不需要他们结成牢不可破的黑暗网络，只不过是被默认的生活现实。

为什么有人能这样对待亲人？我想是因为，在中国社会中，“人”并不是生来就具备完整、平等的基本权利的，而是需要“挣”来的。

吴飞在《浮生取义》中说，中国人对“人”的基本理解是一个合格的、成熟的个体，就是“能够有自己的独立家庭，能够过正常日子的人”，这样才被视为“全乎人”，而对那些社会边缘人，则可以被肆意凌辱：

人们往往不把傻子当成“人”看待，可以拿他随便取笑。如果他因为人们的取笑生气了，人们也不会道歉或愧悔，反而乐于看他生气的样子，就像对待不懂事的小孩子一样。

他观察到，有时会出现一种关于人格的悖谬：疯子、傻子等边缘人自杀，就是因为希望被当作正常人对待，“但从当地社会的角度来看，人格却是有条件的，只有结了婚，有正常家庭，过正常日子的人，才算得上完整意义的人”。

也就是说，我们当下或许倾向于认为人与人的权利应当一样，但这种文化则默认人分三六九等：“全乎人”才拥有100%的完整权利，少数人甚至可能有120%，有超出的特权，而包括孩子、女人等，可能都只有70%的打折权利，他们不能上桌是正常的，等而下之堕入“非人”境地的，那怎么对待他们都是“合理”的。

珂勒惠支一百年前刻画的人的处境，至今是现实

为什么丰县事件那么多年，一直没有政府机构介入？微博上有人讥讽：“当地是连夜成立了派出所吗？”因为当一件事被默认为“正常”时，就不会被问题化，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会熟视无睹。

更进一步说，这也折射出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：长久以来，只要没引发公共纠纷，个人权利保障并不是相关机构的重要职能。就像在传统时代，预防疾病、促进民众健康等公共卫生职能不是政府的事，这根本不被认为是它应该管的事。

如果你还不理解，那试想一下这个故事：花木兰替父从军，父女一看就不同，为什么能隐瞒过关？答案恐怕是：官府根本不在意。

宋怡明在《被统治的艺术》中发现，明代福建的军户经常雇人“轮替”从军，官府不是不知道，但只要这一家有人承担军务，不妨碍国家治理的目标实现，又何必去管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得了。

因此，在丰县事件里，公众反应、当地社会、官方调查，遵循的其实是三套不同的逻辑。这不单单只是“愚昧落后”，也并不只是一次异常事件，似乎不可能出现在我们“正常”的生活里，而是如果不去保障基于人格平等的完整权利，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到的境况。

一百多年前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》，因为他意识到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条件不是被削弱，而是加剧了“人的兽性特征”。换言之，那并不只是前现代的残余，恰恰是在新旧交替的现代化过程中恶化的处境，这首先就需要正视问题的存在，更新我们的意识。

如果以前这些曾被漠视，那么现在是时候睁开眼睛看看了，因为那并不仅仅关乎他人的痛苦，也关乎我们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列夫·托尔斯泰说得对：“如果你感受到了痛苦，那么证明你还活着，如果你感受到了他人的痛苦，那么你才算是真正的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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